欢迎致电: 4009-518-518 (08:00-21:00)

两会代表委员畅议金融大监管 功能监管或可解混业风险

时间:2017-03-09 来源:第一财经 金融 作者:杜卿卿 徐燕燕
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,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近年来随着混业经营加深,金融风险监管难度急速上升,对各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机能提出更高要求。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,也明确提出要警惕金融风险、推进监管体制改革。
两会期间,金融领域的代表、委员也纷纷就此表达了看法并提出建议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3月9日在接受第一财经等媒体采访时表示,综合经营并不意味着综合监管,监管体制改革也不是简单地将银、证、保“三会”合并在一起,或者合并到央行去。
她建议,在综合经营情况下,要从单纯的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相结合转变,同时要更加突出央行在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能。吴晓灵还提出,实际当中的“证券”范围已经拓展,是否将资管产品当中的集合投资计划也列为证券进行监管,还有待《证券法》二审修订做出明确。
资管产品风险较大
3月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,但对不良资产、债券违约、影子银行、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。
当前市场各方对金融风险都存在一定担忧。“在我来看,影子银行是需要格外重视的。影子银行实际上本意就是在银行信贷之外的非银行金融的活动。有一些是有执照的,有一些是没执照的。中国大量影子银行活动是有执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的,容易引起风险的是理财产品,这种产品隐藏风险最大。”吴晓灵认为。
吴晓灵表示,问题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。首先是规则不统一,层层嵌套,拉长债务链条,投资者适当性原则得不到充分坚持;其次,数据不清晰,资金投向不清晰,难以对风险进行判断。一旦出现风险,有感染性、波及性,比较严重。
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此前曾披露一组数据,资管产品发展迅速,资管业务规模庞大。据统计,截至2016年6月底,各大类资管产品的规模约为88万亿元。其中,银行理财26.3万亿元,信托计划15.3万亿元,公募基金8.4万亿元,基金专户16.5万亿元,券商资管计划14.8万亿元,私募基金5.6万亿元,保险资管2万亿元。
由于在实际运作中,部分资管产品互相借用“通道”,产品互相嵌套、交叉持有等,剔除这些重复计算因素,我国资管业务规模约为60万亿元左右,大体接近上年GDP总量。上述60万亿资产分属于不同的监管范围,接受不同的法律法规监管。
“近几年理财产品发展非常快,金额非常大,包括证券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、期货公司、私募资产管理产品等,数额都比较大,而且横跨银、证、保、信各个领域。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这些产品的投资者、投向等准确数据,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,当一些产品出现违约,容易引发风险。”吴晓灵表示,这正是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资产管理产品统一监管办法的原因。
在她看来,资管产品是现在风险比较严重的一方面。目前由央行主导、各个监管当局一起制定资管产品的统一标准,旨在坚持穿透性监管原则,要穿透到最终的投资者、最终用钱的产品上,“要建立资管产品的综合统计系统,了解总量、关联度、杠杆水平、资金投向,了解和化解资管产品风险”。
新任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也持相近观点。在3月2日举行的银监会专场记者会上,郭树清公开表示,银行、信托、基金、证券、保险等不同金融机构都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。但是,由于监管主体一样、法律规章不一样,有关规定确实出现了混乱,导致部分资金脱实向虚。
为了让“影子银行”去掉“影子”,银监会正在研究制定新的理财管理办法,并参与制定新的资管业务统一监管办法。
事实上,银、证、保“三会”在近日的记者会上,都先后对“一行三会”(央行、银监会、保监会、证监会)共同制定资管业务统一监管办法表态支持。
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此前表示,统一监管规则非常有必要,保监会也不主张多层嵌套、杠杆过高。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则对记者称,这是中国金融市场防范风险、健康发展必须要做的一件大事,证监会正积极配合共同努力。
探索“大监管”
改革金融监管框架,是供给侧改革、去杠杆的必要组成部分。自去年股市危机以来,金融混业风险不断暴露,理论界对监管改革展开激烈讨论,甚至提出直接将“一行三会”合并。不过,监管框架改革一直没有落地,“大监管”机制的建立并不容易。
比如,对于目前正在制定中的资管产品统一监管规则,吴晓灵认为有针对性但也有不足。目前对于资管产品法律关系的认识不一致,资管既有信托关系、也有委托关系。“资管产品本身是一个信托产品,是一种信托关系,本身是一个证券,”吴晓灵认为,如果明确是信托法律关系的证券,可以把监管的责任主体归于证监会。
对于资管领域的问题,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此前曾表示,主要集中在四大突出问题上。首先就是法律适用混乱。目前各大类资管产品的法律基础、法律关系都不相同,有的依据国家法律,如《信托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,相应的法律关系为信托关系;有的依据资管机构所在行业监管部门规章,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;还有的产品仅仅依据当事约定,法律基础、法律关系均不清晰。
另外还存在监管标准不统一、缺乏统一的监测监控、存在隐形刚性兑付等问题。
吴晓灵还认为,“证券”本身的范围已经拓展,有必要在《证券法》修订过程中予以完善。据她介绍,二审稿预计在4月份提请人大进行审议,主要修改内容集中在四个方面,包括完善基本交易制度、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留下空间、更好的投资者保护,以及进一步明确市场规则。
“2015年股市配资、2016年杠杆收购中的乱象,都拓展了‘证券’的范围,都反映出资本市场上分类标准不统一带来的危害。将集合投资计划列为证券,也更有迫切性。这在一审稿中,是一大缺陷。”吴晓灵称,如果对资管市场的统一标准有了共识,在同一法律上面有了进步,在《证券法》当中可以给予拓展。而如果“证券”范围拓展,功能监管的理念也应当在《证券法》当中有更好的体现。
“我对监管体制改革的想法,不是简单地把‘三会’合在一起,或者简单地把‘三会’合并到央行去。”吴晓灵认为,世界各国存在各种各样的监管模式,都受到当事国家历史、文化、现实经济条件的制约。能够建立稳定金融防范框架、更好地将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结合在一起,并形成有效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,若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,这样的监管体制就是合适的。
她建议,银、证、保、信所做的资管产品,都要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监管、按照功能和行为进行监管,综合经营并不意味着综合监管。
“过去我们是机构监管,监管机构通过发放、吊销牌照,对机构的审慎经营进行管理。而行为监管是,即便机构的牌照不是我发的,但是你做了我所管的功能的事,还是要到我这里来领取牌照。”吴晓灵举例称,银行要销售保险产品、基金产品,应到保监会获得保险销售的资格、到证监会获得基金牌照资格。
吴晓灵认为,央行有其特殊性,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金融形势下,需要有效的央行,货币政策更加有效,汇率政策也要更加有效。在综合经营情况下,要从单纯的机构监管,向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相结合转变,而央行要更加强调它承担金融稳定方面的任务。只有这样,才能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金融系统,来应付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。